在另一方面，我也如實相告：我一直認爲“新左派”裏面魚龍混雜，有的人不僅有問題，問題還大着哩。尤其是有些人再一次開出“階級鬥爭”“計劃經濟”等救世藥方的時候，我爲他們想像力的缺乏和生活經驗的貧乏感到遺憾。當有些高調人士在強國邏輯之下把中國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等人權災難當做“必要代價”時，我覺得這些紅色英雄其實越來越像他們的對手：當年資本主義的十字軍同樣是在“必要代價”的邏輯下屠殺着印第安人和各國左翼反抗羣體。左派接過右派的邏輯來批判右派，這種兒子不認老子的事情怎麼想也荒唐。
正是基於這一擔憂，《天涯》也發表過很多與“新左派”相異或相斥的稿件：蕭功秦，汪丁丁，李澤厚，秦暉，錢永祥，馮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設性的辯難。其中任劍濤的長文《解讀新左派》至今是有關網站上的保留節目，是全面批評汪暉的重頭文字之一。朱學勤、劉軍寧的文字也被我們多次摘要轉載。有一篇檢討和諷刺美國左派羣體的妙文《地下室裏的西西弗斯同志》，還是我從外刊上找來專門請人譯出發表的。可惜這樣的文章還太少，更多的來稿往往是在把對手漫畫化和弱智化以後來一個武松打貓，虛報戰功，構不成真正的交鋒。我一直睜大眼睛，注意各種回應汪暉、王曉明、陳燕谷、戴錦華、溫鐵軍、許寶強等“新左派”的文字，想多找幾隻真正的大老虎來跟他們練一練。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並不想和一把稀泥處處當好人，更沒有挑動文人鬥文人從而招徠看客坐地收銀的機謀，我們只是想讓各種思潮都在所謂“破壞性檢驗”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質量的爭鳴。這是我在編輯部經常說的話。
我在編輯部裏還說過，人的認識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絕對真理，因此無論左右都可能有膚淺之處；但只有一種膚淺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而兩種或多種膚淺之間形成的對抗，纔有可能使大家往後都少一點膚淺。這就是爲什麼《天涯》的版面更多地提供給“新派”的原因。看一看周圍，在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類似媒體都向資本主義體制暗送秋波或者熱烈致敬的時候，《天涯》必須發出不同的聲音，否則我們就可能只剩下一種膚淺，即最危險的膚淺。
我想我能夠以此說服編輯部內的思想異己者。與很多局外人的想像相反，《天涯》編輯部裏傾向“新左派”觀點的人其實並不佔多數。鄭國琳幾乎每每都要跳起來與主編爭辯一番，防止刊物犯路線錯誤。這與國內外文化界的情況大致相仿。連詩人北島在巴黎批評美國式的全球化和消費主義之後，也在會後差點受到圍攻，人們不能容許朦朧詩居然有國際歌的氣味。
當少數派並不是受勳得獎，但多數派的人多勢衆千部一腔更值得提防。我想像將來的某個時候，一旦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媒體都活躍着“新左派”的時候，“新左派”的衰敗和危機也可能就不遠了。如果《天涯》那個時候還在，肯定又要發出另外一種聲音。
我的幸運在於，我的想法得到蔣子丹及同事們的寬容和支持，包括他們毫不客氣的挑剔和置疑，都儘可能迫我兼聽，打掉我的一些片面。蔣子丹以前並不太關心理論，有時被陳嘉映或者李陀關切出一顆理論雄心，大張旗鼓地搬幾本理論去讀，要麼是無精打采地不了了之，要麼是記住幾個有趣的句子然後就心滿意足，無異於斷章取義見木不見林。她在學究們的理論面前打了一個哈欠之後，不大像是用思想來思想，而是用感覺來通達思想，是靠實踐經驗和生活感受之舟在思想的大海裏航行。奇怪的是，她後來在理論判斷和理論表達上也常有髙招出手。對於她所熟悉的人，她有時似乎更願意用對人的感覺來決定對這個人思想的好惡。她說南帆的思想很誠懇，這是因爲南帆給她的印象很誠懇，比如處處想着別人的難處，到海口來開會只要能省錢坐不上直飛班機也不要緊。她說黃平的理論很樸實，這是因爲黃平給她的印象很樸實，比如身爲洋博士並且剛剛被美國財長約見，但馬上像搬運工一樣給編輯部從北京隨身攜來兩大箱書，見會議缺了口譯員便自動頂上一直譯到喉乾舌燥，絕不會在見過財長以後就絕不屈居譯員身份更不能流臭汗。一個盛氣凌人指令編輯們“安排版面趕快發表”的“新左派”，和一個出過一趟國就此後數年裏每文必稱“我在巴黎時”的“新右派”，在她看來都是一路貨色，其思想在她看來也差不多是一路貨色，肯定都過不了她的終審。她多次狡辯道：主義是人的主義，她認人不認主義的做法沒有什麼不對，婆娘們就是這麼搞的！
其實，細想一下，這也差不多是我這個非婆孃的原則。我也總是更願意讀出稿件後面的人。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裏，我還說過：“我景仰美的敵手，厭惡平庸的同道，蔑視貧乏的正確，同情那些熱情而天真的錯誤。”在同一篇文章裏，我曾經對“左”如格瓦拉和“右”如吉拉斯等一些優秀的前人表示了讚美。這是汪暉不大讚同的。
他當時來海口參加一個長篇小說的討論會，坐在角落裏幾乎始終一言不發，那是我與他的第一次見面。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後淡淡地說：“你似乎認爲世界上只有好人而沒有好的主義，這恐怕有問題。”
事隔很久以後，我才大致揣摩出他當時正在思考和籌劃什麼，並願意有所理解。但我不會收回我的話，這大概是出於一種文學專業的頑症。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主義易改，本性難移。囂張的左派和囂張的右派都是囂張，正直的保守和正直的激進都是正直，而且一個認爲大款**是經濟繁榮必要代價的人，當年很可能就是認爲紅衛兵暴毆是革命必要成本的人；一個當年見人家都戴綠軍帽於是自己就非戴不可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見人家都染紅髮於是自己就要非染不可的人。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反對的東西，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甚至是同一種東西，比方說勢利。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提倡的東西，其實也是很簡單的東西，甚至是同一種東西，比方說同情心。
這一類本性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在社會日常實踐中形成的各種性格特徵和心理趨向，它創造或消解着主義，滋養或腐蝕着主義，它使各種主義最終沉澱成一種日常的神色面容，讓我們喜好或者厭惡。
在這個意義上，《天涯》力求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不屬於任何派。這個“派”字怎麼聽也有抱團打架或者穿制服喊萬歲的味道，有大活人被壓制成紙質標籤的味道。
翻過一頁頁空白《天涯》改版五年了，應該做的很多事情還沒有做，或者說沒有能力做。我們一次次把深藏於心的想法移交明天。《天涯》甚至至今也還沒有實現我最初的一個渺小目標：發行三萬份。每年年底郵局報來的徵訂數字雖然略有增加，雖然已經令有些同行羨慕，但都讓我們沮喪。想起當年辦《海南紀實》每期都是三個大印刷廠同時開印，真是好漢不提當年勇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爲了使發行量至少不低於虧損臨界點，我們在開始那兩年曾經費盡心機，斯文掃地，向公司經理和軍隊首長遊說，向各大學文科院系發信，出國開會都揹着樣刊找書店，甚至厚着臉皮一次次給報紙寫文章，文章中千方百計把《天涯》的名字捎帶上。幹這種事的時候真是來不得什麼清高。南京的王幹先生後來說我在文章中給《天涯》作廣告，這個基本事實其實並沒有錯，他要譏諷要追究當然只能由他。至於他說有關《馬橋詞典》的評論也是我和《天涯》用“廣告套路”鼓搗出來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惡意攪水的小伎倆，在每一次思想衝突中都不會少見。
《天涯》從來沒有輕鬆過。用單正平的話來說：幾乎把每期都當創刊號來編。用鄭國琳的話來說：每天都是考試。這本雜誌在今天雖然已經走出了最困難的階段，但是在我的心目中還只是有了個開局。它的理論部分仍然不夠活潑誘人，我們沒辦法苛求理論家們在對真理負責的同時還對我們的利潤負責。它的文學部分也還很薄弱，藝術欄目更是一直沒讓我們找到感覺。在缺稿的時候幸好還有蔣子丹的一些朋友來幫着撐住：方方、張欣、蔣韻、遲子建、張潔、王安憶、範小青、林白、鐵凝、王小妮、翟永明、陳染、徐曉斌、徐坤、張抗抗、畢淑敏等等，但一代新的文學先鋒仍在我們的等待之中。只有行內人才知道，書刊市場的競爭更趨驚心動魄，思想文化的旅程前面仍是山重水複。我已經感覺到自己的腦子不夠用了。在我從事編輯工作近二十年以後，我覺得社長這個職位應該讓給更年輕的人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