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高樓大廈正顯現新的社會結構，展拓新的心理空間，但一般來說較爲缺少個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統一着所有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不分東西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圖景。人們走人同樣的電梯，推開同樣的窗戶，坐上同樣的馬桶，在同一時刻關閉電視並在同一時刻打出哈欠。長此下去，環境也可以反過來浸染人心，會不會使它的居民們產生同樣的流行話題、同樣的購物計劃、同樣的戀愛經歷、甚至同樣的懷舊情結？以前有一些人說，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統。其實，現代工業對文化趨同的推動作用，來得更加猛烈和廣泛，行將把世界上任何一個天涯海角都製作成建築的仿紐約，服裝的假巴黎，家用電器的贗品東京^所有的城市越來越成爲一個城市。
這種高樓大釐拔地昇天，正把天空擠壓和分割得十分零碎，使四季在隔熱玻璃外變得曖昧不清，使田野和鳥語變得十分稀罕和遙遠。清代文士張潮在《幽夢三影》裏說：“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詩文。”如此清心雅趣，連同它所根植的舊式宅院，似乎已被高樓大廈永遠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樓居民和大廈房客，相當多數如今已習慣於一邊喫着快餐食品，一邊因雪想堵車，因花想開業，因酒想公關，因月想星球大戰，因山水想旅遊開發區批文。當然，在某一天，我們也可步人陽臺，在鐵籠般的防盜網裏，在汽車急馳而過的沙沙聲裏，一如既往地觀花或聽蟬，月下吹簫或霜中飲酒。但那畢竟有點像勉勉強強的代用品，有點像用二胡拉貝多芬，或者是在遊泳池裏遠航，少了一些真趣。
這不能不使人遺憾。
遺憾是歷史進步身後寂寞的影子。
1995年5月(最初發表於1995年《海南報》，後收入隨筆集《夜行者夢語》。〉導己語母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興沖沖地乘機從美國直飛香港，心想就要到中國人的地盤了，總算可以把中文大講特講了，也就是說口腔可以不再慘遭英語折磨了一一我的蹩腳英語確實與口腔刑具無異，常常一個單詞卡住，就把我卡得滿頭大汗兩眼發直。
傍晚時分，飛機在九龍啓德機場降落。我從舷窗裏巳經看到機場周圍諸多廣告牌上久違的中文字：香菸、旅店、西洋參等等，一個個字都讓我激動萬分，似親人在列隊迎候我遠遊歸來。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一出機場就傻眼了，不，準確地說應該是傻耳了。無論是的士司機，還是小店老闆或路上行人，都說着我完全聽不懂的話。而且只要我說國語，他們大多給我一種茫然或厭惡的臉色，像對待一個叫花子。一輛黑色汽車開到我的面前，怪叫一聲，突然剎住，跳下幾位黑衣港警將我團團包圍，還是哇啦哇啦地塞來我不懂的話。直到我情急之下冒出一句：“界一I’匕卯⑶乂？”他們才重新打量了我一眼，客氣了許多，說這個這個，他們是公事公辦檢查證件，看我一個大陸人的模樣，看我深夜獨行還提一個旅行包，頗像案犯攜帶作案工具，所以不得不生出幾分疑心。他們對此表示“縮銳（對不起啦廣。
一場虛驚對於我來說倒也沒什麼，看港警們的風馳電掣動作神速，也讓我親歷了一下警匪片的氣氛。我大爲不快的只是，這些黑髮黃膚的同胞居然對國語疾言厲色，對英語恭敬有禮，把香港當什麼地方啦？英語不就是一種語言嗎？憑什麼在全世界暢通無阻而且到了中國的地盤還可充當高等人士的通行證？英語不就是“擂的死(女士廣和“煎特燜（先生廣以及“狗糞〈女朋友廣嗎？不就是“花生屯〔華盛頓廣‘牛妖（紐約廣‘我太花〔渥太華廣以及“沒得本〔墨爾本V’嗎？不就是全世界風塵僕僕的“逼得你死（生意廣以及好萊塢那些“酸的饅頭（多愁善感廣和“愛老虎油〔我愛你廣嗎？……爲什麼我到了珠江流域還要受這種鳥語壓迫？還不能自由呼吸中國人的母語？
我怒氣衝衝，在心裏把國語大大地自我優越了一把，這纔在警車消失的大街上吞下一口惡氣。
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自那以後，我每次到香港’都發現中文的地位居然節節升高。先是機場有了親切的國語廣播，接着很多商店的招聘廣告都申明會國語者優先。最後，在接近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我到香港已經不容易見到我的幾位內地朋友了。他們忙啊，忙着各種各樣的國語業務，常常是約我餐館喫一頓飯，還沒說上幾句話，就急匆匆要到培訓班或者某人家去當國語先生，據說不少高官和鉅商都是他們的學生。這使我十分開心，情不自禁地在大街上把國語說得理直氣壯、威風八面，似乎我是香港人民不請自來的免費語言教練，甚至我就是剛喫完牛腩粉的中國主權，已經提前來接管香港了。我自知這有點可笑，因爲國家外交部並沒有派我來充當語言先遣隊，香港流行英語其實也不算什麼缺點，相反倒是這個城市較爲國際化的特徵之一。我只是高興沒有人再來找我一口國語的麻煩，高興自己見證了國語的恥辱地位終於結束。
一位西方語言學家曾經說過：一種語言的地位指數，取決於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的數量（這一點上漢語比較牛皮取決於這種語言所產生出來的文化經典的數量〈這一點上中文的表現曾經還不錯、還取決於這種語言的所有使用者全部物質財富總和的多寡(這一點上中文的排名可惜至今仍然靠後從這一公式來看，中文恥辱地位的結束，並不僅僅因爲中國軍隊轟隆隆的車隊即將開進香港這個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因爲羅湖橋海關那邊八十年代以來轟轟烈烈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正在全球的文明舞臺上變得越來越舉足輕重。香港人不可能不感受到這一點。
當然，同樣是從這一公式來看，中文若要徹底結束自己的恥辱地位，路還長着呢，決不是我在香港大街上大叫幾聲所能奏效的。
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來的時候，我有再多的漢語也沒使上什麼勁，只能在家看看電視。其時我的書桌上多是英文資料，因爲我正在翻譯一本書。我得坦白地說，儘管我覺得英文有很多毛病，但它還是一種很豐富很漂亮很了不得的語言，不會比中文更高級也不會比中文更低級。要說低級，只有那些一句外語也沒嚼爛、卻操着一張國產嘴巴對西方世界一個勁地要全盤崇拜或者全盤說不的人，才一定是低級^其發言資格起碼就殊可懷疑。你先把人家的字母表整明白了再來全盤地指點江山行不行呢？你要愛要恨悉聽尊便但首先多一點對西方的深度瞭解行不行呢？
我缺少這種深度瞭解，所以我拒絕各種全盤之說。我拿起電話與一個在香港的朋友通話，聽他說說香港的大雨、迴歸慶典以及股市上的迴歸概念大行情，然後我順便鼓勵這位老知青別光顧着發愛國財，從長遠來看咱們還是要把外文學好，至少要把英文學好：英哥麗媳(英語〉萬得福（好得很）啊。
1996年6月(最初發表於1997年《海南日報》，後收入散文集《然後》。〕
一九七七的運算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最初未能使我動心。對於那次高考能否真正做到尊重知識和公平擇優，我一開始十分懷疑。因爲此前不久那次流產了的高考我也參加過，自信考分不低，不料後來冒出一個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冒出一場全國性的“反覆闢”運動。在我當知青的那個縣，據說所有的考卷沒評分就封存起來化了紙漿，給我一種大受其騙的恥辱感。我自認爲從此多了一分清醒，不再相信在領導印象、人際關係以及家庭政治背景之外，還能有什麼公正考試。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高考一事不聞不問。適逢有關方面安排我採寫一本有關革命歷史的書，我被遣往湘西、江西、陝西等革命老區收集資料，頻繁整裝出差，出入於炮火隆隆的歷史，完全成了一個備考熱潮的局外人。直到考前不久我回到單位，發現周圍差不多所有的青年朋友都已經報名，發現他們把複習要點和重點公式一類貼滿牆壁備忘，這纔有心頭的七上八下。有一個平時寫家信都要借紙筆的人，也拿着幾何難題得意揚揚地考我^憑着他那一疊亂七八糟的數學題，竟聲稱他正在北大和武大之間做志願選擇。這真讓我嚇了一跳，也有點不甘心。
這樣的刺激受多了，我終於卻不過朋友們的紛紛鼓動，抗不住革命形勢的轟轟烈烈，在報名截止的最後一刻確定參考，算是拿命運再賭一把。我的複習時間已經不多了。屈指一算，最薄弱的數學科目也只有十來天的業餘準備時間。這就是說，對於我這個初一之後就下鄉務農的人來說，我差不多每天要攻下一本數學，每天要啃下兩三冊歷史或地理，才能馬馬虎虎地把應考內容過一遍。至於從嚴要求精心準備，從何談起！（未完待續）